本研究以福利體制理論為視角，比較美國、瑞典、德國三個典型福利體制國家的生育政策，旨在探討不同政策模式對生育率的影響，並為澳門生育政策的優化提供參考。研究發現，低生育率已成為全球挑戰，影響因素涵蓋社會、文化及經濟等多個層面，各國因應其福利體制形成了不同的生育政策模式。自由主義福利體制強調市場與個人責任；社會民主主義福利體制強調普及性與平等；保守主義福利體制則注重家庭與職業分層。研究指出，工作與家庭平衡是影響生育意願的核心關鍵，單純擴大托育供給或提高經濟激勵難以逆轉少子化趨勢。研究建議澳門借鑒國際經驗，從制度、文化、價值觀、性別平等多維度系統性創新，建立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共擔機制，以應對低生育率挑戰。

於2021年，澳門特區政府正式發出的內部指引全面要求各公共部門及機構在其網頁設立專頁，以公開其採購項目的資訊。對所公開資訊的情況，本文從三方面探討，分別是：各公共部門及機構在網頁設立專頁的名稱、專頁內採購資訊的分類、公開正展開及已展開採購程序的階段性內容，從中分析及闡述出現的狀況。 為完善公開採購資訊的管理、增加透明度、社會大眾的資訊權和社會監督，本文提出七個方面的建議，分別是：(1)建立規範化的公開採購資訊機制；(2)制訂具法律約束力的公開採購資訊規範；(3)為該機制訂定應遵的工作原則；(4)設立公開採購資訊的當局；(5)建立獨一的公開採購資訊應用系統；(6)消除公開資訊的門檻；(7)適時更新資訊。若澳門特區政府能做到該等建議，就能深化採購資訊和數據，並使之更全面和完整，利於制訂與政府採購有關的公共政策。

問責是社會關注的公共行政制度與人員管理的核心議題，但其誘發的責任規避行為卻同樣值得重視。本研究以澳門公務人員為對象，透過問卷分析檢視外部監察、內部監督及獎懲機制對兩類避責行為（“敷衍卸責”與“墨守成規”）的影響。結果顯示：外部監察顯著促進敷衍卸責；內部監督則有雙重作用：抑制敷衍卸責，卻助長墨守成規；獎懲制度對敷衍卸責無明顯作用，但能減少墨守成規。這些發現印證了“問責悖論”的存在，並揭示不同問責方式的差異化效應。在研究基礎上，本文提出“問責來源 × 職務特點”的四象限框架，將外部/內部與程序性/創新性結合，說明如何透過不同問責組合應對各類避責行為。此框架既為理解問責悖論提供了新視角，也為制度優化指出具體路徑：程序性職務需強調“紀律維護型”與“外部承諾型”問責，創新性職務宜側重“內部改進型”與“公益導向型”問責，並結合公平監督、獎勵、容錯與結果導向策略，以兼顧紀律與創新。

本文以澳門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績效評核制度為研究對象，結合新公共管理、目標管理及 PDCA 循環理論，通過文獻回顧，系統梳理自 2004 年以來澳門績效管理的發展歷程與評核制度的設計特點，並剖析其適配現代公共管理的實踐邏輯與優化空間。研究發現，該制度雖已構建“法律 + 行政法規 + 配套政策”的完備框架，且流程設計契合 PDCA 循環，但在運行中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被評核人對組織目標認知不足，個人工作與部門戰略之間缺乏有效鏈接；二是評核過程形式化，評分結果呈現“普遍高分”現象，影響評核區分度與激勵功能；三是評核結果與培訓體系脫節，未形成能力提升閉環。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提出“制度—運作”雙層優化路徑。在制度層面，建議深化“分層分類”指標體系，推行“梯度分布”與“行為證據”相結合的評分機制，並強化組織績效與個人評核的聯動；在運作層面，強調提升評核溝通質量，提升被評核人參與度，並借助“公務通”等數字平台推動評核數據與培訓系統的互聯互通。最終，本文旨在推動績效評核從合規性考核向戰略性人才開發轉型，為提升澳門公共服務專業化水準與政府治理效能提供理論參照與實踐指引。

澳門青年正面臨尼特族困境、人工智能取代就業和少子化社會斷裂等時代挑戰，導致社會參與出現“高意願─低行動”的悖論。本研究基於192份問卷，通過志願者功能量表（VFI），探討青年志願服務動機結構及其與社會參與的關係。探索性因數分析揭示雙因數結構：個人能力發展動機與社會參與驅動動機，有別於傳統六維模型。前者強調技能成長與心理滿足，後者關注社會資本與職業導向。方差與相關分析表明，社團參與經驗增強動機，組織類型具篩選效應，動機水準與參與時長、職務數量正相關。本研究揭示澳門青年志願服務動機的本土化特徵，反映其在高社團密度、政治工具化與“證書經濟”內卷化環境下的選擇邏輯。政策建議包括利用數位化工具與分層機制，優化志願服務動機與社會參與的轉化路徑，促進培育青年公共治理能力。

本文將城市節慶活動重新概念化為一個公共治理平台，以此視角考察澳門相關活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效能。研究梳理了澳門節慶活動從民俗節慶到戰略性治理平台的發展脈絡，並分析其當前面臨協作碎片化、參與單向度、評估片面化等治理瓶頸，制約了在社會共治、文化認同、綠色發展等方面目標的實現。據此，本文提出以“創意賦權”、“綠色治理”與“開放協作”為核心的系統性優化路徑，旨在推動澳門城市節慶活動從一項文化與經濟工具，向能夠承載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戰略性公共治理基礎設施轉型，從而為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效能、為澳門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學理參考與政策行政。

本文以澳門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績效評核制度為研究對象，結合新公共管理、目標管理及PDCA循環理論，通過文獻回顧，系統梳理自2004年以來澳門績效管理的發展歷程與評核制度的設計特點，並剖析其適配現代公共管理的實踐邏輯與優化空間。研究發現，該制度雖已構建“法律+行政法規+配套政策”的完備框架，且流程設計契合PDCA循環，但在運行中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被評核人對組織目標認知不足，個人工作與部門戰略之間缺乏有效鏈接；二是評核過程形式化，評分結果呈現“普遍高分”現象，影響評核區分度與激勵功能；三是評核結果與培訓體系脫節，未形成能力提升閉環。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提出“制度—運作”雙層優化路徑。在制度層面，建議深化“分層分類”指標體系，推行“梯度分布”與“行為證據”相結合的評分機制，並強化組織績效與個人評核的聯動；在運作層面，強調提升評核溝通質量，提升被評核人參與度，並借助“公務通”等數字平台推動評核數據與培訓系統的互聯互通。最終，本文旨在推動績效評核從合規性考核向戰略性人才開發轉型，為提升澳門公共服務專業化水準與政府治理效能提供理論參照與實踐指引。

本文基於澳門立法會第六屆立法會第二會期至第七屆立法會第三會期的立法會議員69份有關電子政務書面質詢進行系統分析，結合UTAUT理論框架，揭示了澳門電子政務發展目前面臨的三重結構性矛盾。研究發現，首先，澳門政府部門間的協同機制存在不足，跨部門雖已實現一定程度的互通但仍有完善空間，用戶仍然覺得難以操作；其次，澳門電子政務的跨境服務停留於現有功能的地理延伸，粵港澳數據互認等功能尚未全面實現，區域協同仍受制於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缺位；最後，公共價值與行政效率的平衡機制尚未建立，系統性價值觀缺位。研究主張通過UTAUT四維路徑突破困局：一是以用戶需求爲導向，整合低效APP，建立電子政務績效量化體系；二是加強部門協同，優化相關立法；三是創新跨境治理機制，破解粵港澳規則銜接困局；最後，在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需平衡公共價值和行政效率。